父亲与祖国同岁，今年七十。

　　七十年，全国人民一起奋斗，祖国变得强大；七十年，父亲不懈努力，有了我们的幸福生活。回首这七十年，那是不平凡的七十年。

　　50~60年代，饥饿年代。

　　七十年前，父亲出生在一个小渔村，一个不怎么富裕的家庭，家里有一个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哥哥，爷爷以打鱼为生，奶奶家庭妇女，父亲的童年记忆最深的就是饥饿，好像从来没吃饱过，在他四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，爷爷出海在外，奶奶在队里挣工分，父亲除了要照顾哥哥和弟弟，还要到外面去找吃的，拉着哥哥背着弟弟割过猪草，拖着哥哥抱着弟弟爬过山、钻过刺藤，与村里伙伴抢野果子，可是每天还是饿。六岁开始，父亲给队里放牛挣工分了，但是能吃饱饭还是很难。

　　八岁，父亲该上学了，爷爷也给父亲办了入学手续。第一年父亲去上学了，可是好像更饿了，弟弟哭得更响了，哥哥更烦躁了，因为没有父亲给他们去挖野菜摘野果，食堂的一碗米汤实在不够一家四口吃的。第二年开学父亲拿到新书，却没有再去学堂。一开始他瞒着爷爷奶奶，在草丛里藏好新发的书，然后跑到田野里去挖野茡荠，靠近学堂的那片田野已被村里的那帮不上学的小子们翻过好几轮了，父亲还是下田去摸索，不放过每个角落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那个上午，在那片积满水的田野里，父亲找到了两枚野茡荠，当时父亲兴奋地跪在泥水中哭泣起来，也坚定了他逃学的念头。当然这两枚野茡荠最终进了大伯和小叔的肚子。

　　生于七十年代中期的我无法体会到父亲说的那种饥饿，在我的记忆中，尽管小时候家里也是不富裕，但我好像没挨过饿，最起码有南瓜红薯填饱肚子，过年时也总有母亲亲手缝制的衣服。

　　每次父亲回忆起往事，不免唏嘘，感叹社会的发展。自然也常会给我们上忆苦思甜的课。也是在这时，我才知道，父亲是十五岁上船做船员的，从最底层开始做，先做伙家囝。十五岁可还是孩子啊，父亲听老人们在说，男人撑船就有饭吃了。饥饿的痛苦让他开始了以海为生的生计。

　　70~80年代，温饱年代。

　　父亲与母亲成家。因为童年饥饿的深刻记忆，在找对象时，父亲选择了家里有农田的母亲。总以为有农田的母亲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，哪想，生活并没想象得那么如意，父母亲结婚时没有房子，农田要耕种没有农具与种子，这都要钱。最终父亲只好再一次选择，只让母亲当农民，父亲还是去当渔民。一亩三分田靠一个女人侍弄，那是太难了。听父亲说，那时母亲真是太厉害了，一个女人把一块地侍弄得很好，自己租来牛扶着犁在田里摔倒过好几回。春季播种，父亲总帮不上忙，母亲总是一个人把那块地播种完，要花别人家三倍多的时间。那份辛苦，着实让人心疼。后来父亲与邻人商量，播种季节，轮流帮忙，父亲那份他用钱补上。每年除去要交的公粮还有挺多剩余，维持两个人的生活是够了。

　　后来随着我们兄妹三人的出生，生活有些拮据，尤其是我的出生给家里加重了负担，因为我属于超生，不给报户口，没有粮票。幸亏1978年改革开放，父亲公社开始实行大包干，家里的自留地也可以自由使用，母亲在那自留地里种得最多的是南瓜与红薯，我的童年记忆被南瓜喂得饱饱的。父亲说，我就喜欢吃南瓜，一日三餐都是南瓜也不厌，人嘛吃得像个南瓜，又黑又胖。

　　在我五岁时，父亲与母亲用他们这么多年的积蓄盖了三间平房，在之前我们一家四口租住在一间低暗潮湿的石头房里，可是那里的生活没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多少记忆。童年所有深刻的记忆都在这三间宽敞气派的砖瓦房里了。在这里，父亲拿来“优秀共产党员”的奖状，萌发了我对党朦胧的敬意；买来第一辆自行车，激起了一村青年小伙的赚钱热情；买来第一台黑白电视机，丰富了我们这帮顽孩的夏夜。

　　母亲分到的田地也少了，不用再这么劳累了。我们也可以帮忙做农活了。晒稻谷、晒虾干、晒鱿鱼干，那肯定要叫上我，因为我最能忍，忍住不偷吃，最多拉几根鱿鱼须嚼嚼。还有最令父母开心的是，我上学后成绩不错，年年都拿奖状回来。父亲总会在我取得好成绩时给我一定的奖励，鼓励我继续努力。每每摩挲着奖状，他仿佛又回到了他的小学一年级，这时他总会说，囡啊，要珍惜现在读书的好光景耶。

　　90年代至今，奔小康的年代。

　　九十年代初，父亲又谋划了一个计划，造一幢二层小洋楼，经过一年的筹备与资金积累，终于在第二年开春动工了。民间有个说法“楼上楼下，电视电话，四个现代化”，父亲笑眯眯地自嘲说，我家就差一部电话，就实现“四个现代化”了。带着这美好的祈愿，父亲当上了船老大，我也考上了县里重点高中。三年努力，我成为了一名能改变户口性质的大学生，成为家里唯一一个有城镇户口的准教师。毕业回到自己的家乡当一名人民教师，父亲最是自豪，自己孩子能为家乡服务，并受人尊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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